人生为寻求意义而存在

1.  意义感来源之间可能会相互补偿,但这种补偿未必都是有效的;

2.  遭遇重大的负面事情可能会使得人们重构人生的意义,但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在积极发现意义。

心理学中有些理论,初见之下就觉满心欢喜。比如,记得是在某次南下的火车上读到Nick Haslam的关于去人性化的理论,当时那种欣喜之情多年后仍记忆犹新。后来,读到Kurt Gray关于道德的理论,也是一样的感受,尤其是,他的文风和思想一样清新出奇,挥洒自如。我们实验室花了一整个上午讨论他的理论,得到的结论是他说什么都对。

 

我初次读到Heine等人的意义保持模型(the meaning maintenance model, MMM)的时候,也感到很喜欢。虽然这种喜欢可能不是最高级别的。在这个模型中,意义被宽泛地定义成人们建构或赋予的事物之间的联系。人生意义大概算其中一种(也见到有些研究者区分小m和大M,小m指普通的意义,大M专指人生意义)。他们提出,人们通过多个渠道获得意义,当一个渠道受阻的时候,个体就可能通过其他渠道来弥补,即所谓的流动补偿(fluid compensation)

 

我很喜欢这个论点,但他们的论证过程,与其说是让意义补偿自由流淌,倒不如说是在心理学中的四个领域间建立起了理论联系。这四个领域分别是:自尊(self-esteem)、不确定性(uncertainly)、依附(need for affiliation)和符号性永生(symbolic immortality),都是社会心理学中理论和研究都特别多的领域。他们结合以往研究结果论证了个体在其中一个领域受挫的时候,他们就会在本领域,或者其他领域来寻求补偿,比如,当个体自尊受损或对情境感到不确定的时候,他们会增加对群体的依附。或是当个体意识到自身的必然死亡时,也会通过自尊或社会关系抵抗这种威胁。

 

我们尝试把这个流动补偿的概念用到人们在人生意义的建构上,得到了一些有趣的发现。

 

比如,在一项研究中,我们考察了当个体回忆起被人际拒绝的经历时,他们所报告的意义感水平以及意义感的来源。除了测量人际关系对人生意义的重要性,我们还测量了个体依赖其他几个生活领域的程度,包括自主,个人目标和社会关系。我们发现,当个体被拒绝后,他们更少认同人际关系对于意义感的重要性,而更可能报告人生的意义在于自主,但其他两个领域的重要性没有显著改变。在此情况下,个体的人生意义感仍然下降了。也就是说,将意义感转移到自主性上,来应对人际关系方面的受挫,并不是一项完全有效的补偿策略。当我们在后继实验中将人际关系描述成追求自主的必然产物以减少人际拒绝的威胁性后,我们发现,此时被拒绝个体的人生意义感得到了保持。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所谓的流动补偿是存在的,但可能既不够灵活,也不够有效。至少在那些对我们生存至关重要的领域(比如,人际关系)中所遭受的挫折和缺失是很难通过其他领域的来补偿的。当然我们的研究只是考察了短期后果,不能过度引申。

 

在我们这项研究之前,Joshua Hicks等人的几项研究,其实已经对意义感的补偿提供了一定的佐证,只是他们的推论更为间接些。他们的研究模式是操作一个领域能够满足意义感的程度,然后看另一个领域与意义感之间的关系。他们用这种方式证明了积极情绪与人际关系,以及积极情绪与宗教信仰对于意义感体验的互相补偿。比如,当有关宗教的消极符号(比如地狱)被启动时,个体的当前情绪与意义感之间的相关就会加强。

 

我们实验室的另一项研究则表明,意义的补偿也可能出现在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这一研究验证了个人目标追求中的两个变量,目标的自我一致性(self-concordance,即目标与自身的价值和兴趣相匹配的程度)和目标表现在意义感体验上的相互补偿。具体来讲,达成目标总能带来意义。当目标表现比较好的时候,不管是自我一致性高还是低,人们都能感受到较高的意义感。但是,当目标表现较差的时候,对于自我一致性较高的目标,个体仍然能够体验到较高的意义感,而自我一致性较低的目标则意义感较低。我们同时发现,自我一致性与目标表现在积极情绪上没有显著的交互作用。很多情况下,积极情绪更多是个体达成目标的产物(见下图)。

From Zhang, Chen, & Schlegel, 2018.

虽然这一研究的结果看上去很平常,但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首先,它可以解释人们为什么有时候即使失败了也能“无怨无悔”。努力去追求一个自己真心想要的目标,即使失败了,也会肯定这段经历的价值。相反,为了获得某种奖励,或者是迫于外界压力而去追求一个目标,在目标失败后更可能觉得浪费了生命。

另一方面,该研究分离了意义感和快乐体验,并指出了两者在发生机制上的可能差异。人们可能将一段不那么成功的经历评价为不愉快却充满意义。快乐相对来讲更结果导向,而意义则更在于追求目标过程中的自我表达和成长。

以上这些研究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意义补偿和保持。它们的发生过程并不一定为个体所察觉,却保护着个体免受信念和价值感缺失的困扰。还有一大类研究考察人们如何在人生困境中寻找人生意义。因为当重大的负面事件发生时,个体可能被迫重新去认识生活并理解自身的价值和追求。

提到在困境中寻找意义,就不能不提到健康心理学家Crystal Park的理论建构。她的理论指导了无数研究和咨询实践。在Park的意义寻求模型中,她区分整体意义(global meaning)和环境意义(situational meaning)。

整体意义是我们对人生整体上的理解和体验,而环境意义则是我们对具体某一事件的理解和感受。当环境意义与整体意义相违背的时候,个体就会出现不适感。这种不适感会引发一个意义寻求的过程,个体通过这一过程试图将环境意义与整体意义相整合。

意义寻求的结果可能是个体重新定义环境意义,也可能是改变对自我或整体意义的认知。如果这些调整能够成功,个体就能更好地适应压力性事件。但是,已有的研究结果并不完全符合这些理论假设。首先,并不是所有遭遇困境的人都会经历这个理论上的意义寻求过程。而即使不经历这个过程,个体也未必就会适应得更差。而这个意义寻求过程,除非能带来满意的结果,否则也不一定对个体的适应有利。此外,理论概念的模糊性和复杂性也给实证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From Park, 2010

个体主动去寻求意义倒也并不一定是环境压力的产物。有一些个体是同时具有高水平的意义感和意义寻求的。生活在延续,环境在变化,自我在成长,生命的每一刻都不同于上一刻,即使没有很大的负面事件发生,有些人也在积极寻找生活的意义。

事实上,人们的日常意义寻求水平确实能够预测他们的人生意义感。关于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寻求还有一些好玩的研究发现。比如,有一篇PNAS论文说到,每当快到整十岁的时候(比如,29岁,39岁),人们就可能产生对人生意义的反思和追求,并试图通过某些象征性的行为来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比如开始一项新的活动、一段新的关系或是结束自己的生命。后来对该研究的重复中发现,人们不仅是在快到整十岁的时候,也可能在快过生日的时候,试图重新认识自己存在的意义。

人们普遍觉得自己的人生是有意义的。那么,意义到底是轻松就可以获得还是需要付出辛苦努力呢?我比较喜欢King和Hicks关于意义探测(detecting meaning)和意义建构(constructing meaning)的区分,尽管这两个概念远远没有被很好地定义。意义探测是相对轻松的过程,是生活中的一切符合我们的预期时,我们能够感受到的生命的意义。而意义建构是我们已有的意义框架受到挑战时发生的,需要我们重新认识生活和自己。他们考察了人们的意义感是如何受到事情的大小和好坏影响的,发现人们认为小的好事(比如受到表扬)比小的坏事(比如剪了个糟糕的发型)更有意义,而大的坏事(比如父母离异)比大的好事(比如开始恋爱)更有意义(见下图)。这是因为,当好事发生时,人们会自动从中探测到意义感。但当有重大的坏事发生时,人们会通过深入思考来重新建构意义。

From King & Hicks, 2009

所以意义感的感知过程可能并不是单一的。随着个体自身的成长变化,生活中所发生的各类事件,以及个体本身的行为选择,人们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试图理解生活并建立目标。意义感的寻求和保持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这也正是此类研究的迷人之处。我们也希望能在今后的研究中,对意义感的动态过程有更好的揭示。

文 / 张洪

 

参考文献:

Alter, A. L., & Hershfield, H. E. (2014). People search for meaning when they approach a new decade in chronological ag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1, 17066–17070.

Heine, S. J., Proulx, T., & Vohs, K. D. (2006). The meaning maintenance model: On the coherence of social motivation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0, 88-110.

Kim, J., Schlegel, R. J., Seto, E., & Hicks, J. A. (2018 online first). Thinking About a New Decade in Life Increases Personal Self-Reflection: A Replication and Reinterpretation of Alter and Hershfield’s (2014) Finding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King, L. A., & Hicks, J. A. (2009). Detecting and constructing meaning in life events.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4, 317-330.

Hicks, J. A., & King, L. A. (2008). Religious commitment and positive mood as information about meaning in life.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42, 43-57.

Hicks, J. A., & King, L. A. (2009). Positive mood and social relatedness as information about meaning in life.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4, 471-482.

Newman, D. B., Nezlek, J. B., & Thrash, T. M. (2018). The dynamics of searching for meaning and presence of meaning in daily lif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86, 368-379.

Park, C. L. (2010). Making sense of the meaning literature: an integrative review of meaning making and its effects on adjustment to stressful life event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6, 257-301.

Zhang, H., Chen, K., & Schlegel, R. (2018 online first). How Do People Judge Meaning in Goal-Directed Behaviors: The Interplay Between Self-Concordance and Performanc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Zhang, H., Sang, Z., Chen, K., & Schlegel, R. (Revise and Resubmit). Threats to Belongingness and Meaning in Life: A Test of the Compensation among Sources of Meaning. Motivation and Emotion.

编辑:潘雨  江祥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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